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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讲话

徐善衍在清华大学科学文化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学术会上的讲话

发布时间:2014-01-09 10:53文章来源:中国科协网 作者: 徐善衍 打印

尊敬的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国面向公众的科学文化传播与普及(以下简称“科普”)工作,在经过数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历程以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显明的标志是:《科普法》已颁布实施,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开始纳入法制的轨道;国家把科普事业与科技创新视为科技进步的“一体两翼”,并把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工程”,列入了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技发展规划之中。这无疑是科普工作的机遇,更让我们感到一个历史性的使命和责任。


(一)


总结过去一段时间科普工作的实践,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我们长期为之思考研究和奔波忙碌着的:科普工作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科普的内涵(公众科学素质的内涵);科普工作的方式和途径;科普工作效果(主要体现在公众科学素质)的评估和检测;科普工作的保障条件,涉及法规、政策、经费以及物质基础;科普工作的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社会责任与部门关系、队伍建设;相关基础工作,如科普理论研究、国内外信息汇集分析以及相关研究等。
这些内容在面向公众开展科学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工作中,都是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其中,核心的问题又是“科普的内涵”,实质要回答什么是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标准?可以说,上述各方面的工作都是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对此项问题的研究成果,我认为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只少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提高人们对人类已有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认知程度,即掌握科学知识的水平。
二是培养人们自行学习、探索未知的科学精神、方法和能力,即常说的授人以渔,不是单纯的送人以鱼,给人一把能不断自行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
三是使人们能够基本把握科学的思想和态度,正确认识科学与人生、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思想观念上能够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积极的人生观。
四是不断增强人们在社会实践和个人生活中正确运用科学知识的能力,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施,提高人们进入现代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文明程度和水平。
如果以上四个方面能够成为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要求,可以看出,从事此项宏大而富有深远意义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是多么重要、多么艰巨!这里,我不可能对上面提出的各项内容进行讨论,只想对第二、三项要求讲些意见。因为我深切地感到这两个方面体现在公民素质中的分量实在太重、太关键。李约瑟先生曾提出“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最近,关于“如何增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在全社会不断升温。我认为,上述两个问题都涉及中国人如何进一步树立科学思想和构建创新文化问题,这是中华民族不能不感到沉重和不能不进行反思的问题,也是提出了国家当前必须正视并加大力度着手解决的一个充满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都应当重视从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形成这种素质的社会基础方面寻找答案。


(二)


文化问题太重要了,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根脉,滋养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的文明。但是应当明确:人类社会的文化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变化着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所具有的优秀文化和伟大思想无不是自身继承、学习他人与创新相结合的结果,是文化发展着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认为“国学”是一个很模糊又不确定的概念。我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国学吗?中国的国学是指传统文化吗?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足以支撑现代中国富民强国的思想文化大厦。我们应当重视现代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是国内外传统的、现实的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兼收并蓄,是这个基础上的创新。
我认为,中国现实社会文化主要是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并构成其重要的内涵:(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三)近、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四)外来的宗教文化。我看现代中国公民的思想和行为,从整体上讲,无不充分表现出这样的综合素质和特点。这里,我只想提出,我们不仅注意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摇篮里没能诞生出近代科学这个事实,我们还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特质是怎样深深地影响着过去中国的发展,我们更应当关心传统文化还会影响着现代创新文化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吗?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文化:儒、道两家所倡导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基本上是一种“循世说”,是逆来顺受的哲学,并不提倡人们对命运进行抗争、对客观世界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探究。儒家的“入世说”,虽然讲进取、尚刚健,但是他的进取方向和价值取向基本上是道德本位,是使国家的礼治德化。对个人来讲,通过道德进取可以改善其地位和境遇;体现“出世说”的道家文化,以老、庄为代表,虽然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但他倡导遵循自然发展而不干预,维持事物的自然状况和原始状态,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湮没于完全顺应自然的无能为力的消极思想之中。所谓出世、超脱,实为遁世、躲避和屈从于现实。
再从中国二千四、五百年封建社会的体制特点看,它虽然优于奴隶制社会,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封建专制宗法社会,本质上是世袭的君主为本,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并施以礼教束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两大主脉兴衰,起伏的命运,也基本上取决于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好恶和需要。总体上讲,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发展胜于道学而成为主体文化。起于隋、兴于唐及以后朝代推行的科举制,又把儒学的“四书五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推为学子们争得金榜题名时的必读精典。再加上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实际形成的权利实体关系,构成了维护封建社会较长时期得以稳定发展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基础虽然对构建社会道德秩序、倡导勤勉进取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却又普遍形成了遵崇权势、唯书唯上以及从众从命的社会心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族的创造性。
还有,在中国几千年的经济社会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的相对封闭的家庭农业及其落后的生产关系构成的封建社会经济基础,虽然塑造了广大劳动者自然纯朴的品格,但也产生了狭隘、保守以及安于现状的心态。这一点,与西方文化发展的源头古希腊爱琴海地域经济与地中海海岸三千多年前就开始的原始商业交流,与西方一些国家从十三、四世纪酝酿开始的文艺复兴到资产阶段革命以及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到上世纪初先后进行的二次工业革命相比,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状况必然产生了明显的落差。
以上从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简略的阐述,仅在于说明,历史上的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形态,比封建社会还要漫长的自然封闭或半封闭的农村经济,久远而厚重的封建社会文化,由此构成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是中国没能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这样的社会背景也难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最近,俄罗斯《专家》周刊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强大而弱小的中国”主要内容是讲“当今世界、作为超级大国、单靠国力是不够的,还要承担历史使命,具备令其它国家仰慕、效仿的思想和发展理念。”“中国尽管具有数千年的伟大文明,但却难以承担使命,并缺乏这种思想”。这样的言论不难读懂,但是否正确,确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参考。中国人在世界上理所当然地有理由为自己伟大的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感到自豪、绝不能妄自菲薄。但也绝不能妄自尊大。别人瞧得起我们什么,瞧不起我们什么,应当心中有数。一个成功的人士,一定是有他的思想文化理念和目标,也一定是谦虚好学、融入社会的,同时又一定是自强不息、有着令人赞佩的素质和不寻常的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也何尝不是如此。目前,“国学”问题虽然仅成为为数不多的专家们争论的话题,但是不能否认传统文化无不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这些影响哪些体现为民族肌体上的优良基因?哪些是必须消除的病患?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研究,以建立起继承自身优秀文化与吸引外来优秀文化相结合、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思想与文化。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只是在已经过去的一段历史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而且在未来也难以迎头赶上与他人比肩。 

(三)


回顾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总结近些年开展公众科学文化传播与普及的经验教训,我认为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其一,科普工作、特别是在传播科学思想与方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们历来强调,科普工作要在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重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说到底,就是要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让每个公民都成为政治家,但是我们应当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越来越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指导实践,这应是向公众传播科学思想文化的要义所在。
其二,一个民族的、国家的科学精神的弘扬和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的传播普及,不单纯是媒体和各类科普工作的作用,主要依赖于国家政治、经济、文明三个文明整体推进和互动,要有体制的变革和法规政策的引导。比如,我国农村科普工作开展了几十年,但农村科学文化的大传播、大普及,还是在“人民公社”解体、实施农业发展新政策以后;我国实施科技创新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但还有不少问题。主要问题并不是科技工作者和院校、企业缺乏创新精神和人才,而是科技管理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以及政策导向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如部门利益的患得患失,条条块块的分割造成科技发展资源难以集成,不同程度的“官本位”、“权威本位”,急功近利等,反映出公共权利的缺失和部分管理者小生产的心态。还有,科学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每个层面的人群也不能少,“领导是科普的重点”,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话。因为愈是负有重大责任的领导,愈应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愈应具有容得下各种知识以至各种意见的头脑和胸怀。遗憾的是近些年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一些中下层面的领导管理者的科学素质均低于一般员工,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其三,科学文化的传播与普及一定要坚持联系实际、贴近生产与生活,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为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如果不是这样,就失去了该项工作的活力和生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有“形而下为之器,形而上为之道”的说法。在中国封建社会被称为“士”者又多为轻视“器物”之事,而中国民众又有着很强的务实观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严重错位。比如,中国从老祖宗开始,本来没有形成什么宗教,但是从先秦诸子百家开始,儒学至“两汉”发展为“经学”,到宋、明发展为“理学”;道家学说到魏晋发展为“玄学”,这是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说法,是幽深微妙之意。传统文化的两支主流很有越发展越理性化的趋向,也有越脱离实际的问题,这是民族的文化逐步走上了与老百姓越来越不贴边的危险境地。我认为始于汉朝、兴盛于隋唐的佛教正是乘中国的传统文化之虚而进入的。佛教为什么能很快被中国老百姓接受?因为它抓住普通人的心里,讲生老病死,讲今生来世,超度众生,又有佛经多少卷,真是“理论联系实际”,香火渐旺而不衰。我想,我们的科学文化传播与普及工作,应以不作华而不实的文章为要。
其四,科学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本质是教育,是一项战略性任务。各类日校是科技教育的主渠道,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这里关注的是走出学历教育校门后的广大公众的继续教育问题。既然公众的科学文化传播与普及是教育属性,又具有最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我们就应该按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要求,按照能够集成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动员广大公民普遍参与的要求,制定出相应的计划纲要,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工作纳入到计划之中,纳入到有组织的全民的行动之中。按照国务院的批复,中国科协负责组织制定并即将上报的《公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就是本着这一宗旨与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编制的,我们期待着国家的批准并得到广泛的共识。这无疑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关键又是如何落实。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面向广大公众的科普工作,除了运用各类媒体、发挥科普场馆的教育功能外,比较普遍地通过学术团体、公司企业以及社区开办了各种专业的培训班,我们各地也出现了这种发展趋势。最近有文章介绍英国政府关于面向公众进行科学教育的要求,强调“公众需要的不是被动的接受科学,而应该是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互动,给公众提供机会,以了解科学进展并能够就其价值、意义与专家人士进行对话”。我国在公众科学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方面,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希望我们能共同努力,为构建我国和谐的、也是学习型的社会做出贡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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